曹操在娶妻纳妾方面一向的肆意放纵，无所顾忌，老少通吃，不分贫贱，无论死了老公的寡妇，还是被男人抛弃的怨妇，只要稍有姿色，就纳入囊中。《后妃传》记载：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就是说曹操娶的卞氏以前是倡优。曹操因恣意寻欢作乐甚至付出了丧子死侄的惨痛代价。有一个倒霉孩子，要不是从小就学会了骑马，溜的比他爹还快，也一定死于他爹 *** 的帐篷之外（《典论》）。这个顾不上正在乱搞的他爹的生死，拔腿就跑的儿子正是曹丕。
我们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曹丕也完全是恶魔转世。为了能确保继承曹操的政治遗产，毒死兄弟曹彰，逼疯兄弟曹植。如果说曹丕还剩了一点人性的话，或者说曹丕为了弥补对曹家男丁的恶贯满盈造成的心理阴影，曹丕对一大群曹家姐妹还是不错的，因为自己的姐妹没有政治威胁。所以曹丕才没有对汉献帝赶尽杀绝，因为，曹丕有三个妹妹是山阳公的老婆，刘协又把两个女儿献给曹丕当妃子（《后妃传》），也就是说，曹丕既是汉献帝的女婿，又是汉献帝的大舅哥，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帝王之家是不讲究什么辈分的。曹丕对自己的姐妹的好也是不讲什么原则的，曹家宠臣兼宗室夏侯尚因为迷恋一个宠妾，而冷淡了明媒正娶的公主（曹丕他妹），曹丕就把夏侯尚支出去打仗，同时暗地里派人赶到夏侯尚府中，惨无人道地勒死了夏侯尚的这个宠妾。夏侯尚出征回来后，发现爱妾已下葬，从此神情恍惚，疯疯癫癫地竟然把死人的棺木都要打开看一看，曹丕听耳目汇报后，恼怒的说：有人看不起夏侯尚，确实有道理！！（《夏侯尚传》）。
在陈寿眼中，曹家简直就是相当的不堪，但是明里又不能说啊，这口郁闷之气怎么释放呢？那我就挖一个大坑，装进曹家几代人，恶心不死你们！！
一、曹睿年龄之谜《三国志明帝纪》记载魏明帝去世时时年三十六岁。原文：（景初）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即日，帝崩于嘉福殿，时年三十六。癸丑，葬高平陵。如果说曹睿死的时候真的是36岁，那就说明曹睿出生于公元203年，而实际上曹操带领曹丕攻下邺城是在公元204年八月，也就是那时候，曹丕才纳的甄氏。有历史研究者为了圆这个无法解释的漏洞，就说是后世抄书的人抄错了，说曹睿死的时候其实才33岁，抄书的人把三十三岁误抄成了三十六岁，并言之凿凿的说三上面的一横稍微写小一点，就有可能认成一点，下面的一横稍微模糊一点，就有可能认成两点，这两点再稍微歪一点，这个三字完全就有可能成了六字。搞笑啊！
这个疑问，裴松之当然发现了，但是裴松之根本就没有去想成什么把书抄错了那些乱七八糟的理由，只是分析了曹睿不可能36岁，原文：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我们知道陈寿的《三国志》对于死于在位的帝王的死亡时间和年龄都是很具体的，如曹操、曹丕、刘备、孙权等，具体到月和日，曹 *** 时六十六岁，怎么没有误抄为六十三岁？至于其他将相的死亡时间，陈寿只记载年份和年龄，有些要么只有年份，要么只有年龄。甚至有些传主都没有具体的死亡时间。但是帝王待遇这些细节是必须有的，也必然是准确的。难道曹睿不是曹丕的儿子？如果魏明帝竟然不是曹丕的儿子，这个曹家的笑话就闹大了，还记载在正史中，那是要恶心千秋万代的。陈寿是不是要豆漏这个信息？我们就来分析看看。
乾隆初年曹家是否有过中兴(2)
1、公道老儿
樊志斌回忆，香山山顶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他讲出了贾宝玉夸袭人是“公道老儿”的由来。“公道老儿”其实是一种植物，香山地区的人都喜欢种它。
不过种它不为收获，为的是划清地界。有些人喜欢贪便宜，每年耕地的时候都往别人家多刨一点，被发现的时候还不承认。
可有了“公道老儿”，一看便知道界限在哪，这块地应该是谁的。因为它的根很深，所以爱贪小便宜的人想刨走很不容易。所以当地人就称这种植物最“公道”。
“曹雪芹当年在山顶住过，所以他很可能是当时知道的‘公道老儿’。只可惜我们第二年想再去找这位老人，却得知他已经去世了。”
2、医德高尚
根据孔祥泽老先生说，20世纪70年代初和吴恩裕先生去白家疃访问，曾听一位村民说：当年前山（指香山）旗里有位大夫时常给穷人看病不要钱。
起初在南边山根一间空庙临时借来桌椅给人看病，后来搬到桥西住。舒成勋先生曾对孔老说，在蓝靛厂原有多家药铺。
曹雪芹经常到这些药铺给病人抓药或配药。孔老还说，雪芹为许多贫苦的百姓治愈了多种顽症，人们称赞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3、家遭萧索
雍正五年（1727），曹雪芹十三岁（虚岁），十二月，时任江宁织造员外郎的叔父（一说父亲）曹頫以骚扰驿站、织造亏空、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入狱。
次年正月元宵节前被抄家（家人大小男女及仆人114口）。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刚回北京时，尚有崇文门外蒜市口老宅房屋十七间半。
家仆三对，聊以度日。可是为了偿还骚扰驿站案所欠银两，以及填补家用，不得已将地亩暂卖了数千金，有家奴趁此弄鬼，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
再后来，亏缺一日重似一日，难免典房卖地，更有贼寇入室盗窃，以至连日用的钱都没有，被迫拿房地文书出去抵押。终至沦落到门户凋零，人口流散。
数年来更比瓦砾犹残。曹雪芹为着家里的事不好，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
4、广交名流
雍正末期，曹雪芹一年长似一年，开始挑起家庭重担，渐渐地能够帮着曹頫料理些家务了。因曹頫致仕在家，懒于应酬，曹雪芹就出来代为接待，结识了一些政商名流和文坛前辈。
在他们的影响下树立了著书立说、立德立言的远大志向，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为了家族复兴而努力奋斗，一度勤奋读书，访师觅友，多方干谒朝中权贵。
5、燕市狂歌
乾隆十二年（1747），曹雪芹三十三岁，大约于是年移居北京西郊。此后数年内住过北京西单刑部街，崇文门外的卧佛寺，香山正白旗的四王府和峒峪村，镶黄旗营的北上坡。
白家疃（西直门外约50里）。此一时期，曹雪芹住草庵，赏野花，过着觅诗、挥毫、唱和、卖画、买醉、狂歌、忆旧、著书的隐居生活，领略北京市井文化。
一面靠卖字画和福彭、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亲友的救济为生，敦诚《赠曹芹圃》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曹雪芹长恨半生潦倒，一事无成，“在那贫穷潦倒的境遇里，很觉得牢骚抑郁，故不免纵酒狂歌，自寻派遣”，其正邪两赋而来的真性情愈加鲜明。
曹家被抄以后，几乎没有史料可考。只能根据国内外在这方面的史学研究成果，我们对曹家在乾隆朝是否中兴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雍正五年底，曹頫因“骚扰驿站”受审之时，因曹家家人密报曹頫转移家财，以致“龙颜大怒”，下令抄家。雍正六年曹家离开江宁北上，自此结束了在江南长达六十年的生活。
（一）曹家回到北京 “自雍正六年回京后，既蒙雍正恩谕留有蒜市口十七间半房屋及家仆三对，一般日常生活已无虞匮乏；李氏（曹寅的妻子）与马氏（曹颙的妻子）均是诰名夫人，其诰封非由曹頫而得，故不会因曹頫获罪而褫去诰封；曹家孤寡又有官发银米可领（每人每季银四两）；其阔亲戚数量又不少，当仍可维持小康生活水平，不至于陷入绝境。”③曹頫未能如期清纳骚扰驿站应赔银，按照雍正五年《大清会典·内务府六·慎刑司》的规定:“嗣后内务府佐领人等，有应追拖欠官私银两，应枷号者枷号催追，应带锁者带锁催追，俟交完日再行治罪释放，著为定例。”曹頫被枷号。 曹頫戴着六十多斤重的木枷，究竟戴到了何年何月，没有看到历史记载。周汝昌先生说：“惟内务府档案，涉及曹頫一门者，适自此以下遽然中断，查抄以后之情形余不可知。”直到乾隆登基，于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颁布恩诏： 八旗及总管内务府五旗包衣佐领人等内，凡应追取之侵贪挪移款项，倘本人确实家产已尽，著查明宽免。 据史载，雍正六年六月确认曹頫应赔银是430 32两银子，到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被宽免时，还欠302 2两银子，而被“宽免”的前提是“本人确实家产已尽”。七年的时间，他只有能力“交过银一百四十一两”，可见曹頫此时确已无能力偿还。 （二）曹家在北京是否受到亲戚的帮助 刘心武先生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曹雪芹的祖姑夫傅鼐，一个是曹雪芹的表哥福彭。他们两人在雍正晚年和乾隆初年都身兼要职，按理应当帮助过曹頫。 曹家回到北京，其几位关系较近的亲戚还正在得势。曹寅的女婿纳尔苏被革职后，其子福彭于雍正四年七月承袭平郡王的封号。这是曹雪芹的表哥。另外雍正二年傅鼐为汉军镶黄旗副都统，不久又被授予兵部右侍郎。这是曹雪芹的祖姑父。主张曹家在北京中兴的说法，重要的依据是曹家有这两门亲戚。刘心武先生便采用如是说。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几乎找不到，从老平郡王与被革职的隋赫德的关于“古董”一事中，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一点当时曹家的状况。 曹家被抄时，将曹家的财物都赏给了继任隋赫德。后来隋赫德因“种种负恩行为”被革职，在雍正十年（1732）前后回京，离开南京时，“曾将官赏的扬州地方所有房地，卖银五千余两。”回到北京，又将“原有宝月瓶一件、洋漆小书架一对、玉寿星一个、铜鼎一个，于今年二三月间，交与开古董铺的沈姓人拿去变卖。”此事被老平郡王纳尔苏得知，便叫自己的儿子与古董商沈四去隋家看货。显然这不是普通的古董交易，从老平郡王纳尔苏的心理来看，他认为隋赫德变卖的古董是他岳父的，是皇上将曹家家产赏给他的，原本就应归还曹家。从隋赫德一方分析，他说：“后来我想，小阿哥（福彭）是原任织造曹寅的女儿所生之子，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将曹寅家产都赏了奴才，若为这四十两银子，紧着催讨不合，因此不要了是实。”后来老平郡王纳尔苏除索讨古董外，又张口向隋赫德“借钱”，隋赫德先后向老平郡王家送去3800两银子。总之，这件事的背后，是要，还是送；是强行索取，还是钻营巴结，都难说清楚。正如事发后审定的结果：“其中不无情弊”，一言以概之。 雍正十一年三四月间小平郡王福彭知道了此事，他与其父的做法截然相反，告诫其弟福靖：“所借银两务必急速清还，若不还使不得。”他又派两个护卫到隋家，据隋赫德之子富璋交代：他们“向我父亲说，你借给老王爷银子，小王爷知道了，嗣后你这里若再使人来往，或借给银子，若教小王爷听见，必定参奏，断不轻完等语”。从福彭对此事的做法，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被革职圈禁、枷号等一批废官之间的交往，颇为警惕。像这样一件“古董”事，充其量不过是两家各有所图罢了，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事发后，庄亲王允禄审查后所写的奏折为《审讯绥（隋）赫德钻营老平郡王折》来看，朝廷甚为重视。事后隋赫德受到严厉的制裁，被发往“北路军台效力赎罪。” 福彭在此事未发之前，就如此警惕是有原因的。雍正夺嫡上台，朝野非议，朋党猖獗，令雍正十分恼火。雍正采取严厉的手段，打击敌党。他性情急躁，残忍无情，猜忌心重。朝野上下，都怕因一件小事，惹出杀身之祸，所以福彭十分警觉。另外，他从雍正四年七月承袭平郡王封号后，一直没有被朝廷任用，直到雍正十年正月才出任镶蓝旗满洲都统。五月授宗人府右宗正。雍正十一年二月任玉牒馆总裁，四月军机处行走。也就是说在“古董”一事的前后，福彭才走出父亲革爵革职、外祖父家被革职、被抄家的政治影响，开始得到皇上的启用。但在他心里不能不留下阴影，虽在位，对外祖母家给他带来的政治影响，不会不在意。他对曹家能有多大的帮助？何况老平郡王家贵而不富，他以势压人，以买为名，索要古董；以借为名，索要银子，固然看出其人之贪婪，但也透露出没落的贵族只图享乐，不知进取，“外面架子虽没倒，内囊也尽上来了”，经济情况并不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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