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抓捕李利娟,案因是其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李利娟,真名李艳霞,在武安人称“四霞”。
据警方公布信息,武安警方对李利娟实施抓捕的时间为2018年5月4日。当天,在北京警方协助下,在入住酒店里,李利娟受到控制。面对民警,时年53岁的李利娟,曾试图与警方理论,但最终被押进了警车。当年4月,警方接到报案称,自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4月2日期间,李利娟多次以格力邯郸园区线路迁建项目影响其探矿权为由,伙同他人带领初高中学生,残疾智障儿童,采用语言威胁、用车辆堵路、往施工基坑里跳等方式阻拦施工,导致该迁建项目目前完全停工。
在检方起诉书上,李利娟被指控罪名,并不只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这一项。据检方起诉书显示,李利娟先后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伪造公章、诈骗、职务侵占以及敲诈勒索。时至6月21日,李利娟涉恶案已开审三天。李利娟被拘留后,警方在侦查中发现,除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她还涉嫌“伪造公章”、“诈骗”、“职务侵占”和“敲诈勒索”。
检方起诉书称,2014年至2018年期间,李利娟作为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负责人,向武安市民政局、武安市武安镇政府隐瞒事实,提供了23名与事实不符的申请低保人员信息,使武安市民政局为不符合申请低保人员办理了低保手续。又隐瞒3名享受低保人员已死亡的信息,骗取城镇低保金。
经河北涉县永利司法会计中心鉴定,被告人李利娟以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26名人员名义骗取国家城镇低保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568493.2元。此外,检方表示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李利娟利用管理民建福利爱心村公用账户的便利,将公用账户资金61万元,转至个人名下银行卡账户,用于个人消费,其中47万元用于为其儿子购买丰田霸道牌汽车,14万元用于其个人购买红木家具。
最后,检方在起诉书中表示,经人举报,警方在核实后发现,2014年11月,武安市圣荧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在武安市贺进镇南街村马鞍山附近,承建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被告人吕军生等人以该项目占用其在南街村马鞍山临时占地为由,多次阻拦施工并索要钱财未果后,找李利娟出面解决。
随后,李利娟、许琪伙同吕军生等人,经预谋,编造李利娟虚假入股协议,以马鞍山树木被砍为由,向武安市森林公安局虚假报案,并采取恐吓、威胁、滋扰等手段向该项目部负责人索要2000万元赔偿款。为不影响施工,该负责人被迫无奈向李利娟提供的银行卡分两次打入人民币共计70万元。2015年1月5日,被告人李利娟、许琪将该70万元用于购买奔驰汽车一辆。
不过,关于上述罪行,李利娟从未承认。
因“21年来耗资数百万收养118名遗孤”的事迹饮誉极广,被誉为“爱心妈妈”的河北武安“农民”李利娟,日前被推上风口浪尖。
据多家媒体报道,引发外界关注的李利娟“爱心村”3年未年检遭关闭事件,有了新进展。武安当地政府5月5日通报称,已依法取缔李利娟福利爱心村,所涉孤儿弃婴全部妥善安置。武安官方还披露,经过查证,李利娟涉嫌多起敲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她名下账户有人民币2000余万元、美元20000余元,公安机关已查封,案情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李利娟被刑拘,其“爱心村”被取缔,让很多人为之惊诧:涉嫌多项罪名勾绘的“恶”跟收养上百名弃婴呈现的“善”之间,反差之大,可以说是“判若霄壤”。很难想象,这两个“李利娟”是同一个人。正因如此,许多人的脑洞又不甘清闲,脑补出很多种可能。
有时候,是非真假没那么简单,隔着棱镜或滤镜看人或许只能是“知人知面”。李利娟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现在还没法轻易下结论。
《新京报》去年2月份的报道《“痞子”妈妈和她的104个孩子》就讲到,在武安之外,人们赞誉她大爱无边,在武安,很大一部分人称她为“痞子”;很多村民称“这边的人没有说她好的”,称她抢人铁矿占人土地,有网帖也指控其恶行多端。这究竟是“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还是确有其事,有待考证,但无疑为观察其人其行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旁证。
李利娟面临的臧否处境很个案化,却也引人思考:“爱心妈妈”的人格脸谱能否是多面的?有道德瑕疵或法律污点者,是否适合收养大批孤儿?而最重要的公共启示就是,让孤儿得到更好的救助,需要制度保障和护航;那些孩子的命运,也不能全拴在个人品行这根“绳”上。
李利娟的风评转向,易让人想起袁厉害。袁厉害24年收养了超过100名弃婴,也曾被称作“爱心妈妈”,但2013年初有媒体披露了袁厉害的“另一面”——将孩子以残疾程度和相貌分等级;自购或自建房20多套;为维持好人形象装穷等,引发舆论哗然。
从袁厉害到李利娟,其可能存在的形象反转,既点出了监督不到位下收养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直指救济与收养方面制度的缺位。
首先,这些“爱心妈妈”收养上百名孤儿,看起来像是在儿童福利机构缺位的背景下“替制度尽责”。这倒不是说要政府包办,而是说不能将公共责任转嫁。要将合理兜底和对民间收养的规范管理监督结合,避免“政府解决不了”、“民间解决不好”。也只有保障得力、监督到位,才能约束“借收养谋私利”,避免孤儿的境遇完全受制于个人德行。
其次,现实中有些真的“爱心妈妈”收养孤儿确系出于善心,那也要为这些人道主义救助行为提供合法化渠道,让其告别“非法而合理式的存在”。有专家就称,家庭寄养优于政府收养,可当下收养门槛偏高;对那些有精力也有心“集中收养”者该提供资金、培训,扶持她们建正规福利院,但这类引导鼓励社会化参与的举措也不足。
如今,武安官方已将“爱心村”孤儿统一安置,这是值得肯定的补救性兜底举措。但毫无疑问,袁厉害、李利娟们从被盛赞到被质疑的背后,显然该有更多“补牢”以防“亡羊”的措施。也只有尽早补上公共保障和收养制度仍存的漏洞,才能避免将孤儿置于个体灰色收养的不可测的风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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