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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来历

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40 年即帝位，在位54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一位杰出的英雄皇帝。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屡次派兵进击匈奴，一直把匈奴追赶到漠北的地方去，解除了自殷、周以来威胁中原的祸患。又派使臣出使西域，使汉家声威震慑欧亚大陆。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们仍叫我们为“汉人”，称普通话为“汉语”，叫中文为“汉文”，在某种意义上，“汉”就代表中国。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创建了历史上文治武功、非常灿烂的一个朝代。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大经学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蹇；大音乐家李延年等，他们都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此可知，汉武帝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功绩多么巨大。

另一种说法是：汉族是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朝的政治目的制定出来的，在中华民国以前没有民族这个名词，更没有人自称汉族。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人民认同的政府，只有统治和奴役人民的政府，明朝的老百姓会喜欢明朝和明朝皇帝吗？这简直是方狗屁。别忘了你们今天的言行，你们的祖先有知绝对会恨之入骨，吹捧谗害祖先的人才是最大的污辱。以清代明就是改朝换代，什么叫侵略？汉朝统一江南不是侵略，你们敢说你们不是江南土著的后代吗？朱元璋统治你们湖南广东不叫亡国？你们不是犯贱吗？现代国家就是在清朝在开始形成的，清朝以前历朝历代都是统治者的争权夺利，谁顾人民的死活了。说岳飞是保卫人民，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笑话，岳飞杀的农民比金兵都不知多多少。今天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是革命党为了政治目的编造出来的谎言。中国从古到今就没有汉族，不信你翻开二十四史查一查，汉人是古代化外之民对皇帝统治下的人的通称，不是中原人民的自称，就等于是别人给起了个外号，被称为汉族是一种污辱。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异于中原。

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

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从汉朝到魏晋时期历史300字

限于篇幅,其他内容不能一一列举.

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科举始於605年时的隋朝，发展并成熟於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才在1905年被废除，持续了整整1300年。科举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鲜也曾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现代社会选拔公务员的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

发展与演变

科举以前的人材制度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候、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地方势力强大，地方上世家士族常影响中正官选人策略，他们考核人材所凭准则，仅限於门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隋唐

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国子监（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学馆入学考试合格的学生。乡贡则是通过府试、州试的人，又称举人；考头名的称解元。通过朝庭尚书省的省试者称为进士及第，考头名的称状元，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开元二十四年（726年），以郎官地位太轻，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代科举中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和明经。进士一般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试帖经、经义、策论。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於辞章和经义。当时人重进士和轻明经。进士每年录取名额不过三十人，加上明经也只有百人左右。

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见於记载的就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於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制举以开元时期为最盛，文宗太和以后就很少举行了。

武则天主政时，曾首创了由皇帝主持，覆核进士资格的殿试；和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是二者在唐朝时并未有成为定例。

唐代的科举仍然留有一定的举察制影子。例如：士子在应试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会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荐。除了武则天主政的一段时间外，唐代的科举没有糊名的习惯。考官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原意跟举察一样，是希望可以兼顾人材在试场外的表现。但同时这亦无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现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败坏时，弊病更甚。

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代的宰相中，百份之八十是进士出身，可见科举的成效。但科举亦并非唐代政府招纳人材的唯一方法，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径。到了唐代后期，出身寒门由科举入仕者渐多，与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两大官僚派系集团，互相倾轧，史称「牛李党争」。

唐朝的新科进士仅授予的官职远较后代进士低微。例如，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的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当最小的官从九品下。著名诗人王维考中状元后当的太乐丞，就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因此，唐朝的科举类似於现代的基层公务员招考。

宋

宋代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

宋代改良科举制度，其中重要原因是皇帝欲加强对取士过程的控制，减少考官及士子联党结派的可能。自宋太祖开宝六年起，取录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关殿试，名次也由皇帝亲定。自此以后，进士都是「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为了保证考试公平及公正，宋朝对考试的规则进一步完善，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另一方面，宋代取士的数量大增，每科进士通常达数百人，并且放宽了应考条件，不论财富、声望、年龄皆可应考，对偏远地方的考生更给予路费。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开考，三年一科，之后为明、清二朝所沿袭，至科举被废为止。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於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於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元

蒙古人不着重开科取仕，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至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才再次开办。

元代科举分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时办时废，只曾举办约十次，取士一千余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明、清

明朝的科举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改良发展，制度已非常完善，规模也更大，参加科举的人数大增；考核的内容却开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开科八十九次，取进士一万七千人。

清朝科举基本承袭明制。清开国初时曾在顺治年间两次分满汉两榜取士；之后改为只有一榜，但不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把科举入士之途留给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二万六千人；进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满人，其中两人是顺治分榜时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鲁忒·崇绮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状元。

明清时，正式由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三级：

乡试

会试

殿试

在参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学」的资格，即成为生员。入学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称为童试的县、府、院三级考试。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认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监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监」；因长辈曾为国建功而特准的「荫监」；和最常见的方法：透过捐献金钱财物而成的「捐监」。监生虽然亦可应乡试、会试；但一般被认为是「杂流」，就算能考中进士，地位也较为低。

童试

童试亦称童子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称为科试。院试得到第一名的称为「案首」。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生员获得「入学」的资格后，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读书。不过明清的入官学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传授。入学后经过学政的选拔，便可以参加下一级乡试。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与国子监其他「监生」不同，「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一种荣誉。

有些读书人要多次尝试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试成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试多次落第，到了白发苍苍仍称「童生」者大不乏人。清道光年间广东曾经多次有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纪录。

乡试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按规定每三年一科。清朝时是在子、卯、午、酉年举行，遇上皇帝喜庆亦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乡试於八月在京城及各省省城的贡院内举行，亦称「秋闱」。考官是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官员临时担任。乡试每次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开考前，每名考生获分配贡院内一间独立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著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经检查后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内。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按各地文风、人口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最少。监生、贡生更可以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乡试发的称为「乙榜」，又称「桂榜」。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

通过乡试的举人，可於次年三月参加在京师的会试和殿试。会试由礼部在贡院举行，亦称「春闱」，同样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由翰林或内阁大学士主考。会试发的榜称为「杏榜」，取中者称为「贡士」，贡士首名称「会元」。

得到贡士资格者可以参加同年四月的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和出题，亦由皇帝钦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录取名单称为「甲榜」，又称「金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

能中进士便是功名的尽头，不能重考以求获得更高的名次。能够一身兼解元、会元、状元的，就是「连中三元」；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仅有十三人能够三元及第，在唐朝有二人、宋朝有五人，在元代只有王崇哲一人；明代三百年以来，八十九位状元中，只有商辂一人。

明清的惯例，殿试一甲授翰林院修撰及编修。其他进士要经过考核（称朝考），成绩较好及年龄较轻者获得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其余成绩较次的进士则可能任六部、中书、御史或知县等职。

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会试曾发生南北榜之争。当年春天杏榜取录的五十二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引起北方举人的不满。朱元璋大怒，亲自查问后，把三名主考处死，在夏天再发榜，所取的进士全为北方人。之后在明仁宗时确定，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在会试的试卷中加上「南」、「北」等字，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规定录取进士。之后比例偶有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朝科举被废。这种制度保障了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省份（如甘肃、贵州、云南等）每界科举会试有一定数量的举人成为会士、进士，进入政界的中高层，有利於保持国家的统一与政治安定。

废除

鸦片战争后，科举的内容渐渐与时代的需要脱节，加上西学东渐和学校教育的崛起，科举制度渐渐衰落。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发生在京考会试的举人集体请愿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们的建议之一，便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百日维新时，科举一度被废，但在戊戌政变后再次被恢复。1901年，清政府先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编辑] 日落后的科举：留学生考试

清政府虽然废止了传统的科举，但并未停止透过考试来从民间选拔人材；而科考千年来深入民心，民间对以考试入士为官之途，仍然有相当的需求。在废科举的同时，清政府同时制订了「留学生考试章程」，吸引归国的海外留学生透过考试进入政府。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被称为「洋科举」的留学生考试举办过六次，总共取录了1388人。根据规定，在海外高等学校入学三年者可以应考。考试分为两场，首场在学部举行，称「部试」；次场在保和殿举行，称为「廷试」。考试内容包括外文，以及留学生留学时所习科目。考取者按成绩及其学习专业，分别授予各科「进士」、「举人」等传统科举的身份，成绩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编修。当时的各式名衔包括有「格致科进士」、「工科进士」、「商科举人」以至「牙科进士」等等。

从汉朝到魏晋时期历史：

一、汉朝历史

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因国都的不同而分为西汉和东汉，西汉开国皇帝为刘邦，（今江苏沛县人）因国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在东汉国都洛阳的西面，故称西汉。西汉共有14个帝王，包括吕后和昌邑王刘贺。所附的淮阳王刘玄，败降后被勒杀。 亦有以西汉与东汉的首都代指，合称两京。是继秦朝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汉代被称为“炎汉”。又因皇帝姓刘而称“刘汉”。前202年高祖刘邦建汉，定都长安。文景之治后，汉武帝进一步推动大一统事业。

公元九年，王莽篡夺政权，西汉结束。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开创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万国来朝。汉朝时期，许多人将汉朝和约略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其疆域鼎盛时期，正北至五原郡、朔方郡，南至日南郡，东至临屯郡，西至葱岭。西汉平帝时期（公元元年），全国人口达6000万左右。且文化的统一，为中华民族两千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华夏族因此逐渐被称为“汉族”。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

国号：

汉朝分为西汉（前202年十二月－公元8年十一月）、东汉（25年六月－220年十一月）。汉高帝刘邦建立西汉，定都长安，又称前汉； 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自称中汉，又称后汉； 汉昭烈帝刘备建立蜀汉，定都成都，自称季汉，又称西蜀；西汉与东汉合称两汉。汉朝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汉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名。汉族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在中国各兄弟民族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历史发展和自然形成的结果。汉以后历代的朝代名称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始终未变。

（一）西汉历史

1、开国

前209年，秦末，由于政令愈发严苛，而最终爆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事件，先秦六国诸侯旧贵族也借此时机纷纷复国。公元前207年四月，楚国贵族后代项羽在巨鹿之战消灭秦军主力，而刘邦则入关推翻秦朝廷。其后，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并自行分封天下，封自己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之后两股势力开始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在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佐下，最终在垓下之战中击败项羽，于前202年正式称帝，立国号“汉”，西汉建国。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治术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在政治上，则先分封功臣韩信、臧荼、彭越、英布等为王，以及一些功臣为列侯。

称帝之后，异姓诸侯王势力坐大，因此汉初时刘邦对异姓王分别翦除，改封刘氏宗亲为王，仅有长沙王吴臣因势小不构成威胁，且忠心于中央而得以保留。刘邦在击败他最后一个对手英布后，与功臣刑白马立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称“白马之誓”。汉初政府官员基本上由大大小的功臣充任，从而形成汉初“布衣卿相”的政治格局。

此时，由于秦末以来动乱多年，国力虚弱，导致汉高祖刘邦在率领32万大军，企图收复秦末被匈奴占据的河套地区时，遭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七天七夜，刘邦被迫收买冒顿单于的妻子说服冒顿单于，才成功突围。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和平。据史料记载，前后一共送去10位宗室之女，即冒顿单于于前200年、前192年、前176年所收到的3位公主，老上单于于前174年、前162年所收到的2位公主，军臣单于于前160年、前156年、前155年、前152年、前140年所收到的5位公主。

2、休养生息

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九卿，任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在政治上，则先分封功臣韩信、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为了防止反叛和巩固皇权稳定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的誓言。

此时，由于历经多年动乱，国力孱弱。刘邦为了让百姓修养生息，谢绝战事。于是，汉朝初期并没有什么战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3、吕后专政

早在汉高祖十二年，吕雉利用计谋于长乐宫钟室将功臣韩信杀死，还灭其三族。汉高祖刘邦去世，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汉惠帝时年16岁，大权尽为太后吕雉(吕后)掌握。因汉高祖刘邦在世时，刘邦之宠姬戚夫人曾想谋立己子赵王如意为太子，结果遭到吕后和功臣们的强烈抵制而未能成功。刘邦去世后，吕后即毒死赵王刘如意。刘如意死后，吕后使人挖去戚夫人的双眼、熏聋其耳、灌药致哑、断其手足，然后丢进茅房里，命名为“人彘”，意即“如猪之人”。对其他刘氏诸王也多加残害。又逼汉惠帝立自己年仅十岁的外甥女张嫣为后，史称“孝惠张皇后”。但张氏实在年纪太小，一直无法怀孕。吕后于便设计她假装怀孕，然后在强取宫人之子，即刘恭，并伪称为张皇后所生，又秘密处死那个宫人，于是刘恭被立为皇太子。汉惠帝因吕后的残暴而惊恐，数年后抑郁病逝。之后两少帝刘恭、刘弘先后继位。少帝逐渐成长，获悉他的生母已为吕后所杀，公然表示长大后将会报复吕后。吕太后盛怒之下，便将他监禁于永巷中，并对外宣称皇上生病，大臣均不得见。后来更废了少帝，并暗中诛杀。五月，立恒山王刘山为皇帝改名刘弘。吕后临朝称制，开汉代皇太后临朝称制之先河，且数为后世所效仿。

吕后称制，大封诸吕，并欲王诸吕，遭到时为右丞相的安国侯王陵坚决抵制。吕后曲升王陵为太傅，夺取实权。然后大封吕氏外戚为诸侯王和列侯。并且吕氏外戚亦掌控禁军，刘氏皇权遭到严重威胁。而朝中大臣多为随汉高祖的开国功臣，他们明里不敢反对吕后，但却已经开始为此准备。吕后临终时任命吕产为相国，先封吕禄为赵王，再任命他为上将军，独掌军权。而以陈平、周勃为首之功臣派亦做好准备，并与刘氏皇族联合。吕后一死，功臣派与皇族立即先发制人，发动政变，一举诛平吕氏外戚，废掉少帝刘弘，迎立汉高祖刘邦与薄氏之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吕后为了增加吕氏的筹码，将吕氏之女与汉宗室联姻，不仅拥有权力，也可以借此监视刘氏子孙的一举一动。

吕后掌权，惠帝七年，临朝称制八年，前后共15年。高层之权的夺权并没有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吕后仍能忠实执刘邦生所定的休养生息、恢复民力的政策。相国（或丞相）之人选一如刘邦生前安排。萧何去世后，曹参继任，举事无所更改，一遵萧何约，力行清静无为之政，史称萧规曹随。除此之外，吕后秉政，继续宽刑薄罚，如废除“三族罪”、“挟书律”等秦朝恶法。对外政策上亦能理性冷静处理，继续“和亲”政策，避免战争。这样，吕后时期，国家经济呈上升之势，国力亦有很大增强。史称：“孝惠皇帝、高祖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4、文景之治

汉文帝之皇后窦太后尊崇道家，因此汉景帝与窦氏宗族都必须学习道家学说。汉文帝和儿子汉景帝在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的手段，奉行“无为无不为”的方针，实行轻徭薄赋、力行节俭的与民休息政策，恩威并施，以弥补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的多年动乱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大大得到减轻。通常认为文景之治的主角是汉文帝与汉景帝。实际上，窦太后在文景之治时代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对文景之治作出了仔细的描述，当中提到两帝在位其间，并无重大事故，百姓人给家足。国库累积了上亿的铜钱，因为久而不用，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里堆满谷子，由于太多放不下，而只能放在仓外，以致腐烂而不能食用。

汉文帝在位时，存在诸侯王国势力过大及匈奴入侵中国大陆等问题。汉文帝对待这些问题采取的是异常谨慎而且又有效的手法。对待诸侯王，文帝采取以德服人的态度，小错不纠，在中央弱势的时候成功的安抚住了各地蠢蠢欲动的诸侯，为后来景帝处理七国之乱造就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诸侯王和大臣。最重要的两个大动作是：安抚吴王，使得吴王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没有假借丧子之仇反叛；在齐王死后将齐国一分为七，既满足了齐王的儿子们称王的需求，为自己赢得了贤德之名，又消除了最大的一个诸侯国齐国。假如文帝的谨慎稳重的做法被一直持续下去，汉朝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七国之乱，诸侯王问题亦有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文帝生活也十分节俭，宫室内车骑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文帝时，缇萦上文帝，沉痛肉刑的弊端，并愿意代父赎罪，亦即后人熟悉的故事“缇萦救父”。文帝纳言废除肉刑，下诏废除了黥刑、劓刑、刖刑等刑罚，改用苔刑代替，并饶恕其父，可见汉文帝是宽容的一代贤君。

景帝即位不久，就采纳晁错的建议，削夺诸藩王的封地，引发各封国的担忧，而在汉景帝三年正月（公元前154年）爆发以“清君侧”为名义的“七国之乱”，汉景帝因此杀了晁错，以寄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但是七国之乱并未因此缓和，景帝任用周亚夫出兵平叛，在三月即告弭平，各诸侯国的势力因此极大削弱。七国之乱以后，景帝开始专心打理朝政，据说景帝十分朴素，仁厚爱民。除了平定七国之乱以外，从来没有大规模用过兵，和匈奴的战争始终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依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在与匈奴和南越国（南粤）保持和平的同时，也在积蓄国力，透过马复令等措施来积极备战；此一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是中国成为大一统帝国时代以来，第一次被传统历史学家赞誉的时期。

5、极盛时期

景帝驾崩后，其子刘彻即位，史称汉武帝。武帝在位期间（在位前141年—前87年），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西汉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整合起来。

在政治上，武帝加强皇权，建立年号“建元”，始开中国以皇帝年号纪年的滥觞，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诸侯藩王的势力，从此，诸侯藩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朝廷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大大的加强。文化上，废除孝武皇帝在位之前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思想从此逐步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

对外关系上，积极对付西汉的最大外患—匈奴。在此期间，先后出现卫青、霍去病等杰出名将，经过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数十年用兵后，终于打败匈奴单于，使其“漠南无王庭”；又吞灭南越国，征讨朝鲜，使汉朝成为当时的东亚霸主。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并先后以两位公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乌孙，而达到离间西域和匈奴关系，进而联络西域的目的。

汉武帝晚年笃信巫术，听信江充谗言，导致发生著名的“巫蛊之祸”，戾太子刘据被迫杀江充而谋反，结果兵败而死，皇后卫子夫因此自杀。事后武帝也极为后悔，修建望思台以悼念太子。

西汉经过多年对外战争，文景之治的积蓄耗费殆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国力也出现衰退的局面。为此，在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利用远征军失利的时机发表著名的“轮台之诏”，不再奉行穷兵黩武的政策。为提振经济，武帝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统购统销，干预物价，与民争利，加强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此一系列政策使汉朝得以避免步入衰败。

6、昭宣中兴

武帝去世后，钩弋夫人之子，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汉昭帝登基之初，由上官桀、金日磾和霍光三人共同辅政。但是在元凤元年（前80年），爆发元凤政变，上官桀被杀，霍光从此大权独揽。霍光延续武帝在位晚年的政策，对内休养生息，放宽盐铁专卖制度，提高儒生地位。昭帝死后，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他行为放纵，密谋排除霍光，但反被霍光所废。之后霍光又迎立刘病已即位，是为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霍光还政于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此后宣帝将霍氏集团一网打尽。但是，宣帝继续奉行霍光的治国路线，大力整顿吏治，劝民农桑，抑制兼并，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这段时期，汉朝不仅内政清明，而且对于匈奴继续保持强势，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以加强对西域三十六国所处地区的联络与控制。经过昭宣二帝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得以从武帝中期以来面临衰退的困境下的明显恢复，史称“昭宣中兴”。

7、王莽夺位

宣帝死后，汉元帝刘奭即位，西汉开始走向衰落。元帝“柔仁好儒”，对于社会秩序采取放纵态度，经常下令大赦免，导致盗贼遍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也致使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势力兴起。他死后，成帝刘骜即位，成帝好女色，先后宠爱许皇后、班婕妤和赵氏姐妹（赵飞燕、赵合德），赵氏姐妹曾是妓女，不能生育，因而嫉恨其他可以生育的妃嫔与他们的子女，成帝与其他妃嫔的子女均为赵飞燕姐妹残害杀死，史称“燕啄皇孙”。由于“酒色侵骨”，成帝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之中。由于成帝不理朝政，为外戚王氏集团的兴起提供条件，皇太后王政君的家族权力急遽膨胀。成帝死后，由定陶王之子哀帝刘欣即位，哀帝有“断袖之癖”，终日与他宠信的董贤厮混相好，外戚王氏的权力一度受压抑。此时国家已是一片末世之象，民间“再受命”说法四起。元寿二年（前1年）八月，哀帝去世。太皇太后王政君派王莽接替董贤成为大司马，并迎接中山王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改元元始。但是，刘衎已沦为王莽的傀儡。五年后，王莽毒死仅14岁的平帝，并迎立太子刘婴即位，号“孺子”，自己担任“假皇帝”，9年1月，王莽逼迫孺子婴退位，废为定安公，建立新朝，西汉结束。

（二）东汉历史

1、光武中兴

新莽天凤五年（17年）绿林起义爆发，23年，王莽政权在赤眉、绿林民变下终于灭亡。同年2月，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25年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随后击败绿林军，更始帝刘玄向赤眉军投降。通常刘玄被认为是西汉最后一位皇帝。

汉更始三年（25年）六月，原本服从更始帝的汉朝宗室刘秀在鄗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是为光武帝，灭刘盆子，仍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定都雒阳，史称东汉。即位后，于37年终于消灭赤眉、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汉光武帝废除王莽时的弊政，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制、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另外提倡儒术，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与尊儒并行的便是表彰气节，因此士大夫争相以名节为目标，为淳美的政教，奠下基础；对匈奴等外部势力实行防御的策略，纵容姑息放弃西域，对外戚严加限制，史称光武中兴。但由于分封土地，也造成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地方豪强势力兴起，为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隐患。

2、明章之治

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期间，窦固以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长驻三十多年，不仅善于使用武力威慑各国，更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去联络距离较远的国家。但匈奴人亦同样在开展类似的行动，推翻各国亲汉的政权，再与新政权结盟。双方不断地反复攻防，一直到20年后，班超之子班勇才完全掌控西域。章和二年（88年）十月，车骑将军窦宪领军出塞，击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命，史称燕然勒石。二年后，永元三年（91年）窦宪派兵再次出击，出塞五千里进攻金微山，大破北匈奴单于主力，斩名王以下五千余人，俘虏北单于皇太后，北单于仓皇逃窜不知所终，从此扫除数百年来匈奴对汉朝北方边境的威胁，汉朝国势也再一次到达汉武帝时期的鼎盛；佛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但是在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揭开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两股势力争斗的序曲。

3、外戚与宦官

88年，年仅卅一岁的汉章帝突然驾崩，时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他即位伊始，实际上朝政都由窦皇后操纵，国家政治日益腐败。窦氏的跋扈引发和帝的不满，不久年仅14岁的和帝就抓捕外戚窦宪，外戚势力开始衰弱，和帝信用宦官，从此东汉的政治沦为外戚和宦官两股势力的争斗。不过，和帝仍然在政事上非常勤奋，不失为英明之主。元兴元年冬十二月，年仅廿七岁的和帝病逝。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殇帝仅在位8个月就驾崩了。接替即位的是清河王刘庆之子安帝刘祜。他即位早期由太后邓绥临朝理政。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同时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却也对宦官势力纵容。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逝世，安帝亲政，将邓氏家族诛杀殆尽。安帝依赖外戚宋氏和阎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听信奸臣，肆意无忌，朝政昏庸不堪，东汉快速衰败下去。延光四年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在叶城。外戚阎氏秘不发丧，拥立汉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刘懿，史称汉少帝，其在位仅200余日就病死。少帝死后，阎氏家族密谋再立傀儡，被中常侍孙程击破，阎氏家族被诛杀。孙程迎立济阴王刘保，是为汉顺帝。在顺帝执政早期，宦官势力膨胀，却引发社会各界的反弹。阳嘉元年（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为大将军。汉安二年（143年）八月，顺帝病死，太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即位是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永嘉元年（145年）正月初六，刘炳驾崩，年仅三岁。正月廿五日，梁冀拥立刘缵即位，是为质帝。质帝非常聪颖，称梁冀为“跋扈将军”，结果不久质帝就被毒杀。

本初元年闰六月初七日，大将军梁冀拥立汉章帝之孙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桓帝年少，因此继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势力几无边界，他残害忠良，中饱私囊，无恶不作。桓帝对他暗中也颇为不满，延熹二年八月初十，桓帝派兵士包围梁宅，梁冀与妻子双双自杀，梁氏外戚势力土崩瓦解。宦官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五侯贪婪放纵，终致在延熹九年（166年）引发第一次党锢之祸。永康元年十二月廿八日（168年），汉桓帝驾崩。桓帝没有留下子嗣，由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灵帝即位之初，就引发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永康元年九月初七，宦官发动政变，外戚势力被削弱。宦官则在永康二年（164年）制造第二次党锢之祸。而灵帝本人骄奢*逸，为填补财政公开卖官，朝政腐败。

4、黄巾之乱与灭亡

数十年的政争以及天灾动摇了汉朝的民生，终于在184年爆发由太平道教主张角引发的黄巾之乱，黄巾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号召数十万民众参与，虽然叛乱不久即告平定，但是东汉朝廷经此一役已实力大减。关键是中央朝廷为了尽快平叛，又将军政权力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各地豪强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已具有强大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

汉灵帝死后，外戚大将军何进和宦官双双火并而亡，终于结束戚宦之争。但董卓掌权后，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改立陈留王刘协，并且焚毁首都洛阳。董卓被吕布诛杀后，经过几年混战，出现把持朝廷的曹操、位于河北的袁绍、位于淮南的袁术、位于江东的孙策、位于荆州的刘表、位于益州的刘焉等势力。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架空汉室权力，消灭各路割据势力，并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最强大的敌人袁绍军队的主力，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罢三公官，复置丞相，曹操任丞相，独揽大权。曹操挥军南征，却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击败，曹操退回北主。不久刘备以荆州为根本，进占益州，曹刘孙三分天下之势开始形成。而在这段期间，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皇帝，真正实权掌握在曹操手中。曹操先是晋位为魏公，不久又晋位魏王。刘备亦晋位汉中王、益州牧，汉至此已名存实亡。

建安25年（220年）春正月庚子，曹操去世，其世子曹丕继任汉丞相，袭封魏王。同年十一月，曹丕迫汉献帝“禅让”帝位，东汉结束，汉朝国祚也正式告终，三国时代正式开始。而曹丕篡汉建立魏后，刘备随即在蜀地宣布继承汉朝法统，建立了沿用汉国号的政权，史称蜀汉。江东孙权虽向魏称臣，内政外交皆自主，几年后孙权亦称帝，国号吴。

二、魏晋历史

魏晋南北朝（222年—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这个时期从222年孙权称王到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统一中国，共369年。可分为三国时期（以曹魏正统，蜀汉与孙吴并立）、西晋时期（与东晋合称晋朝）、东晋与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共150年）。另外位于江南，全部建都在建康（孙吴时为建业，即今天的南京）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个国家又统称为六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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